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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十四五”收官之年，中国金融业开放已从“打开大门”升级为“重塑规则”。过去五年，负面清单不断压缩，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全面取消，沪深港通、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持续扩容，人民币跨境使用稳步推进，勾勒出制度型开放的清晰轨迹。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、地缘与产业变局叠加的背景下，展望“十五五”，中国金融开放如何再下一城？

　　过去五年，“十四五”规划下的中国金融开放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，实现了从市场准入到规则对接的历史性跨越。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全面取消，沪深港通、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不断扩容，标志着中国金融业从“管道式开放”转向“制度型开放”的新阶段。

　　“‘十四五’期间最具标志性的制度突破主要体现在三条主线：一是负面清单与国民待遇框架的实质落地；二是要素流动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升级；三是金融法治与宏观审慎框架同步完善。”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、主任曾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。

　　在市场准入方面，证券、基金、期货、寿险等关键领域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全面取消，摩根大通、高盛、渣打、法巴等4家国际投行获批在华设立独资券商，路博迈、贝莱德等9家全球资管巨头纷纷设立全资公募基金，以及多家外资独资保险公司成立。

　　互联互通机制也取得显著进展。从沪港通起步，先后落地深港通、债券通、互换通，产品类型从股票拓展至债券、交易所买卖基金(ETF)和利率互换等资产类别，与此同时，债券通“南向通”正式开通，QFII与RQFII制度完成并轨，跨境投资渠道不断拓宽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沪伦通机制已扩展至德国、瑞士等欧洲主要金融市场，构建起横跨亚欧的资本市场纽带。

　　官方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底，外资持有A股市值约为3.4万亿元、占比达4.3%，较“十三五”末提升1.8个百分点；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4.16万亿元，约占间债券市场总托管量的2.7%。

　　稳步扩大金融业制度型开放，首要前提是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度接轨。近年来，中国以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（RCEP）与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》（CPTPP）为参照，在绿色金融、数据跨境流动、ESG信息披露等领域先行先试。

　　在此基础上，金融法治与宏观审慎框架同步升级。《期货和衍生品法》的颁布填补了衍生品市场的法律空白，为外资参与利率、汇率、信用、商品衍生品提供清晰法律边界；同时，数据跨境、反洗钱及制裁合规细则持续更新细。

　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对记者分析称，“十四五”时期的制度型开放，已经从边境管理逐步延伸到境内规则，从单一市场准入转向规则、标准和监管的全面对接。在投资领域，制造业基本全面放开，负面清单压缩到历史低位；服务贸易和金融领域也在不断减少限制。

　　在“十四五”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的背景下，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迎来重要发展机遇。中国居民金融资产规模持续攀升，庞大的财富管理需求为外资机构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。

　　据《中国资产管理市场（2024—2025）》报告，过去五年，信托、理财、资管等受托资产年均增速达8%。截至2024年末，总规模升至154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0.4%，居于全球第二。

　　“中国经济转型与居民财富积累催生多层次金融需求，外资专业能力可精准匹配市场缺口。全球最大中等收入群体崛起、居民理财需求从‘保本收益’转向‘多元配置+长期服务’，为外资机构带来战略机遇。”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奚君羊认为。

　　奚君羊指出，与此同时，科创企业跨境融资、绿色债券发行等新兴领域的需求激增，为外资投行与资管机构提供了差异化发展的机会。特别是在ESG投资、跨境财富传承等专业服务领域，外资机构凭借全球经验正在填补市场空白。

　　然而，外资机构也面临着严峻的本土化挑战。在零售业务领域，外资普遍面临网点不足与数字化滞后的困境，其净息差平均低于中资银行0.6个百分点。监管环境方面，外资机构需要适应中国特色穿透式监管，在ESG披露、数据跨境等规则上与母国标准仍存在一定差异。

　　曾刚总结道，外资机构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：“监管与合规的复杂度上升；获取高质量客户与渠道的成本高；市场波动与地缘不确定性；人才与技术本地化不足。”他认为，外资若实现“本土化运营+全球化能力”的双轮驱动，将在结构性机会中脱颖而出。

　　“十四五”期间，中国金融开放以制度型突破为核心，实现了从“量的进入”到“质的融合”。站在新的起点上，“十五五”时期，金融开放将进入更深层次的“闯关时刻”——在补齐制度短板、对接国际规则和保持风险可控之间寻找新的平衡。

　　第一，在准入与通道方面，应扩容互联互通标的和产品谱系；提升ETF和个股做市水平，缩短结算周期；并优化交易额度和撮合时段，探索跨时区延长交易和T+0限价回转试点。

　　第二，在对冲与风险管理方面，应扩展外资在岸对冲工具“白名单”，允许使用更完善的股指、利率、汇率和信用衍生品；同时，完善套保配额和远期、期权工具供给，减轻汇率波动冲击。

　　第三，在信息与监管协同方面，应统一ESG/气候披露框架；建立跨境合规互动平台，明确数据出境白名单机制，缩短审批链条；完善跨境证券纠纷处理与投资者赔付安排，研究股息预提税减免和基金通税收中性。

　　“总体目标是让海外投资者在中国市场看得清、进得来、留得住、退得出、对得冲，以制度确定性换取长期资金的确定性。”曾刚表示。

　　在市场准入层面，业内专家呼吁进一步压缩金融服务业负面清单，建立内外资一致的牌照分类与审慎标准。

　　“进一步放宽对外资金融机构的限制，包括设立形式、持股比例、股东资质、业务范围和牌照数量等，以吸引更多优质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市场。”奚君羊则建议。

　　在互联互通渠道拓展上，他提出，可以参照沪港通和债券通的经验，探索建立与新加坡、东京、巴黎和法兰克福等金融中心的互联互通机制，推出更多跨境金融产品和服务，促进资金跨境流动和资源配置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赵忠秀提醒，金融开放的重点应从“市场规模吸引”转向“制度优势吸引”，与产业政策之间必须更好协同。

　　“金融业的开放，应该和产业政策结合起来，通过资本市场引导全球资源配置，为高新技术、绿色转型等领域提供更强支持。”他认为，未来应坚持“所有制中性”，对国企、民企与外资一视同仁，让金融资源真正流向最具竞争力的企业。

　　除互联互通与准入问题外，数据治理与跨境合规将成为“十五五”金融开放的另一大重点。

　　曾刚指出，建立金融数据分类分级和可信流通规则，明确“最小必要、匿名化与白名单路径”。同时，应完善跨境监管合作与执法框架，探索跨境监管沙箱联动和穿透式信息共享，为跨境金融活动提供制度保障。

　　赵忠秀同时提醒，开放与安全的平衡至关重要。“金融开放不是大开大进，而是要在防范外部金融制裁和资本冲击的前提下扎实推进。发展最终还是靠产业和实体经济，金融要做好服务和支撑，而不是空转。”

　　“十四五”时期，人民币国际化与汇率机制改革均取得实质性进展。跨境支付系统（CIPS）已覆盖180个国家，全球超过80家央行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。虽然与美元约40%的占比仍有差距，但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正在稳步上升。

　　“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、跨境投资和区域货币合作中具有战略潜力，但仍是一个渐进过程。目前人民币在国际经贸中的结算占比提升空间巨大。”赵忠秀指出。

　　在离岸市场方面，探索正在提速。香港率先试点数字人民币债券，新加坡推动人民币与东盟货币直接交易，mBridge项目吸引中东央行加入，为能源贸易引入数字货币结算场景。这些新尝试拓展了人民币在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边界。

　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，离不开汇率机制改革的配合。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记者分析称，“十四五”期间人民币汇率弹性显著增强。在岸人民币汇率的标准差由0.22提升至0.35，变异系数由0.03上升至0.05，波动区间从0.92扩大至1.04。

　　“这表明人民币的双向波动更加明显，既有升值也有贬值，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得以更好发挥。”王青表示。

　　他强调，监管层在此期间不断丰富调控工具箱：一方面强化中间价调控，灵活运用逆周期因子；另一方面加强与市场沟通，引导预期，防止单边走势累积风险。“这种调控有效遏制了汇率超调，为市场主体营造了稳定、可预期的外汇环境。”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人民币“韧性”的提升并非依赖中美利差，而在于国内基本面。“过去几年中美利差从正转负，甚至深度倒挂，但人民币并未持续单边贬值。关键决定因素还是中国经济增长动能。”王青举例称，2024年四季度中国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，经济预期改善，尽管同期中美利差扩大，但人民币贬值压力明显缓解，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逆势上行3.6%。

　　业内普遍预期，人民币未来将在三个方向发力：一是扩大在能源和大宗商品结算中的使用，推动人民币计价逐步落地；二是强化香港、新加坡等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功能，提升跨境流动性；三是推动民币在和投融资中的应用，打造支付—融资—储备的闭环。

　　“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态势是‘稳步抬升、结构性突破，但仍具边际约束’。”曾刚判断，人民币更可能在“区域支付货币”和“特定品类结算货币”上取得实用性突破，而非短期内取代美元成为全球通用货币。

　　储备货币体系中的人民币占比也将稳步提升。业内专家认为，驱动力在于中国庞大的经贸体量、相对稳健的宏观环境以及人民币资产的收益风险比优势；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、市场深度不足以及政策透明度，则是约束因素。

　　王青强调，未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在于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，适时释放升贬动能，发挥宏观经济稳定器作用；同时丰富汇市风险对冲工具，提升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。